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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31日，亚洲国际法庭公诉人团进入中国境内。

    同日，麦克白中将在仰光的司令部里悠闲的喝着红茶。根据侦查，当亚洲国际法庭公诉人团完全离开取证地区后，中国军队也开始北上。取证区位于仰光北部50-100公里内，也就是说，相较半个月前，中英军队的距离从50公里变成了100公里。仰光暂时安全了。

    4月1日，新任苏联驻华大使莫洛托夫抵达了中国京城。第二天，按照流程，莫洛托夫前往国民大会堂向民国主席何锐递交国书。

    递交国书是一种外交活动。当一个国家的元首要任命或召回派驻外国的外交代表时，就要用书面形式通知驻在国元首，这种文件叫国书。

    国书是一国派遣或召回大使、公使时，由国家元首致接受国元首的正式文书。分为派遣国书和召回国书，召回国书一般在新任大使或公使递交派遣国书时一并递交。外交使节一般在递交国书后方能正式履行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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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洛托夫1890年出生，与何锐同年。不仅如此，莫洛托夫不到30岁就成为联共中央书记，乃是斯大林同志的忠实同志。将他派到中国来当大使，这里面的意味就颇为深刻。

    递交国书之后，作为此时唯二正式承认中国的国家之一，何锐邀请莫洛托夫一起吃个饭。如果是正式场合，何锐与莫洛托夫只能谈共事。作为私宴，两人虽然也是谈公事，却完全可以放得开。

    两人今年都36岁，倒是有些亲切。莫洛托夫一开始就爽快的说道：“何主席，在《红星报》与《劳动报》上的一些文章，并不代表苏共中央的观点。”

    何锐微微点头，却没说什么。《红星报》上就将中英战争定性为‘帝国主义狗咬狗的战争’。虽然苏共里面定然有不少委员会这么看，但是这并不代表苏共中央的集体观点。如果是苏共中央直接表态，得罪何锐政府，会损害到苏联的利益。

    红星报写这样的文章，不是写给何锐看，而是写给共产国际看。作为共产国际的领导核心，如果苏联不发表共产国际的看法，就等于不干正事。

    如何取舍，如何沟通，是个非常讲究技巧性的工作。既然莫洛托夫亲自带话，也算是表明了斯大林同志的态度，也算是给了何锐一个交代。

    之后两人边吃边聊，就谈到了中苏两国的国内经济建设。农业方面的问题从红军时代就开始困扰联共布尔什维克，莫洛托夫本人主管外交，并不管农业问题。不过斯大林同志对中国土改有自己的看法，莫洛托夫自然要请教一下何锐。

    “中国的农业，最大问题是人均土地不足，一家人4口人，有1公顷土地就属于相当不错的家庭。人多地少，是中国农业最大的矛盾。但是中国人口众多的，导致农产品销售渠道很通畅的优点。苏联人均土地数量都有1公顷，在俄国，一个农户的拥有5公顷土地一点都不稀奇。农户土地众多，是苏联的优势。但是因为人口少，销售渠道匮乏，以及粮食价格过低，是苏联农业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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