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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要将越飞拔掉，就要历数越飞的问题，不少委员非常乐见此事。因为他们所看不惯的很多人因为与外交人民委员会有各种关系，所以得到了非常多其他同志无法得到的欧洲商品。欧洲反动政府的外交部正在通过这样的小恩小惠影响与收买一些苏联同志。

    这样的局面直到斯大林同志强化了与中国的贸易后才被遏制。中国在轻工业品生产方面的确非常出色，对欧美轻工业品的仿造也非常有天分，如果不是一定非得要求某个欧洲品牌，而是愿意接受中国品牌的商品，苏联可以通过贸易，用木材、铁矿石、煤矿等苏联拥有的丰富资源进行贸易。价格比欧洲商品便宜了许多。

    即便是有些委员中意某种欧洲品牌，中国方面也可以通过贸易渠道进行转口贸易，价格虽然贵了点，却也公平。有这样的贸易后，欧洲外交界人士用些许商品就能获得苏联中上层欢心的手段被打断了。

    所以在托洛茨基试图通过对比中苏贸易交货时间来对苏联工业生产提出批评的时候，支持斯大林同志的委员们都觉得托洛茨基很有可能是想通过这样的攻击，去批评斯大林同志在建设苏中贸易中已经获得的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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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哈里对委员们的心态非常了解，所以攻击起越飞的时候十分坦然自若，“越飞同志，我很想知道，在中国没有向莫斯科大学与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发出邀请后，你为什么不主动宣布，莫斯科大学与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愿意参与到亚洲国际法庭的正义行动中去？”

    越飞无法回答，他当时所考虑的是如何恢复与欧洲的外交关系，认为中国的行动只会引发中欧更激烈的矛盾，完全没有考虑到竟然存在中欧在亚洲国际法庭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见越飞没有回答，布哈林继续问道：“当时的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确认为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是以对抗为主。你没能提出更有洞察力的外交领域意见。在之后，法国法律界人士主动宣布会加入亚洲国际法庭，你为什么依旧没有提出苏联的法律系教授加入亚洲国际法庭的申请？”

    越飞还是没办法回答。在那个阶段，越飞很怀疑中国组建亚洲国际法庭的行动会不会演变成一场自取其辱的闹剧。越飞认为，中国虽然取得了中英战争中的一定军事胜利，但是这不等于中国邀请欧美各国法学家加入亚洲国际法庭的行动最终成功。欧美各国之间有矛盾，但是在面对中国的时候，这些国家的矛盾应该是次要矛盾。

    苏共政治局委员们静静的听着布哈林的指责，布哈林对越飞的指责并非空穴来风，事实证明，越飞在亚洲国际法庭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没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丢失了对于苏联来说非常重要的打破外交封锁的机会。

    如果实在联（共）布尔什维克内战时代，这种执行力是有可能要被枪毙的。按照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作为第一书记确立的政治默契，不肉体消灭，而是找个闲职安置。越飞大概就要去某个没啥实权的部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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